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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1月6日晚间，中国央行下属《金融时报》发表《央行明确今年七大重点工作，解读来了》一文，其中谢光启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身份接受了记者采访。

　　这意味着谢光启已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1984年，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但货币政策司直到1997年才组建，日后成为人民银行最核心的司局，其司长一般由正司级干部调任。

　　谢光启生于1977年，现年49岁。自2004年入职央行后，他一直在货币政策司工作，历任分析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司长，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是在货币政策司工作时间最长的司长，见证并深度参与了中国货币政策转型的关键历程。

界面新闻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当前政策利率距离理论零利率下限仅140个基点，货币政策空间已显著收窄。在此约束下，如何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将成为他任上的核心挑战。

　　重要报告执笔人

　　1995年秋天，18岁的谢光启从四川省德阳市出发，跨越1800公里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求学。

　　在这里，他度过了九年青春岁月，完成了从本科直至博士阶段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训练。这段在燕园的深造经历，使得他身处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思想前沿和实践中心。

　　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深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关键时期。在转轨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中出现欺诈等不诚信行为，一些人将其称为“诚信危机”并对市场化改革产生怀疑。

　　谢光启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2004年发表的《主观博弈论视角下的制度变迁——兼谈诚信问题》一文中，他表示，不诚信行为并不是市场化改革所固有的，而正是过去废除市场的结果。

　　他举例称，在市场发展比较成熟、竞争比较激烈、管制比较少的领域往往都比较快地自发产生了商业信誉机制，比如家用电器产业就形成了品牌商誉保证的信誉机制。

　　同年，他提交了博士论文《激励、管理人员薪酬与公司绩效》并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回想一年来的辛劳和坎坷，不禁感慨学海之无涯，研究之不易。”他在论文后记中回忆称。

　　基于1999年-2002年566家上市公司数据，他在国内学术界首次发现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现金薪酬与公司股票市场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股东财富每增加10%会导致管理人员的年度现金薪酬增加1.1%。

　　博士毕业后，谢光启进入人民银行工作。时值人民银行法修订完成，人民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对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提出了“研究立行”的方针。

　　其中一个举措是招聘高学历的人才到央行工作，当年包括谢光启在内一共有53位博士研究生入职央行，其中包括海归博士李波、张涛等人，他们分别供职于条法司、研究局。

　　谢光启则在货币政策司任职，先后担任分析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等职。期间他成为上报人民银行行领导的月度货币信贷形势分析报告和上报国务院、全国人大财经委的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及货币政策报告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三年多的时间内，他参加起草的上述报告累计已达40多篇、30多万字。2007年，30岁的谢光启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青年五四奖章”，周小川为谢光启等13人颁奖，其中谢光启是唯一一位来自总行机关的获奖者。

　　“（谢光启参与撰写的报告）提出了许多有深度的分析意见和有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为搞好货币信贷工作和金融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提供了参考。”人民银行下属《金融时报》当时报道称。

　　除了招聘高学历人才，人民银行还鼓励以团队形式进行重点课题研究。在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的带领下，谢光启作为团队成员参与了中国通胀问题、中国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等课题的研究。

　　2008年，张晓慧领衔发表的《中国的准备金、准备金税与货币控制：1984—2007》一文通过理论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

　　我国最优准备金率为23%左右，如果提高到23%以上，准备金率工具对冲流动性和控制货币信贷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进行这项研究的大背景是外汇持续大量流入，人民银行不得不大幅提高准备金率回收流动性。在前文发表之时，大型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提升至17.5%，市场高度关注后续是否还会提升以及提升至何种水平。

　　谢光启他们的研究给出的合理上限是23%。从实际情况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达到21.5%的高点后再未提高。此后随着外汇流入趋缓及稳增长的需要，人民银行先后30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降至6．2%。

　　从2021年开始，人民银行降准公告明确指出“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市场认为，5%是法定存准率的“隐形底线”。当前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离5%仅剩120BP，在既有框架下降准空间已大幅收窄。为此去年人民银行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谢光启面临的问题不再是“上限”问题，而是“下限”问题，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最低可低至多少。此外，存款准备金利率等方面的改革也值得关注。

　　“随着债券利率的持续走低，从利差的角度看，固守5%的意义并不大，根据经济金融情况调整的必要性比较大。”中证鹏元研发部宏观及REITs研究负责人吴进辉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

　　吴进辉进一步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建议将5%的底线取消或者适当下调（比如降至3%），否则很多中小银行无法通过降准获得长期资金，因为小型银行的法定存准率为5%，近几次已没有纳入降准范围。

　　总量与结构

　　在央行工作后，谢光启没有独立署名发表文章，因此只能通过公开报道或发言管窥他的观点，但这样的情况也不多。

　　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国务院围绕稳增长、促改革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了确保这些政策落实到位，2014年6月，国务院启动了首次全面督查。

　　其中，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第二督查组副组长刘昆率队对人民银行进行督查。在听完人民银行的汇报后，刘昆直接抛出问题：面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难、贷款贵现象，央行从宏观层面，有没有政策措施？

　　在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发言后，当时担任货币政策司分析处处长的谢光启也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对货币总量要有个控制；从结构引导方面，要更多发挥市场作用。

　　他解释称，在总量合理适度的前提下，货币政策也能发挥一定的结构引导作用，比如优化基础货币投向，或者建立一些正向激励机制，从而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将更大比例的信贷资源配置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领域。但要注意到货币政策毕竟主要是总量政策，不能因过于追求短期的结构性刺激作用而使中长期的总量调控受到掣肘。

　　这涉及到货币政策的定位问题。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中央银行主要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总量工具，实现政策目标。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发达经济体也推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就设立了再贷款、再贴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2013年高层提出“定向调控”后，人民银行相继创设了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SL）等结构性工具，分别支持小微、棚改领域，2022年后，科技创新与技术改造再贷款、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更是层出不穷。